刘丹青：差别化政策是语言保护工作的迫切要务
编者按：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长刘丹青研究员于2018年9月19日在湖南长沙召开的“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上的发言稿。
印在会议手册“发言人寄语”首条的刘丹青的寄语
中国是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汉语是世界上方言分布最广、方言种类最多样的语言之一。在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帮助下，包括国家的语言保护工程的支持下，今天是历史上唯一人们有幸能俯瞰汉语方言的宏观概貌并深入了解其丰富细节的时代；与此同时，今天也是我们不幸面临汉语方言最大生存危机的时代。这两者都跟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有关。如何面对汉语方言的紧迫生存危机？我们将提出：差别化的语文政策是当前最迫切的要务。
差别化的政策，可以分为时、空两个方面。语文政策的与时俱进，就是一种时间维度的差别化。今天我要提出的差别化，主要是指空间维度的差别化，包括社会结构维度的差别化。下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国语文政策在时间维度上的差别化。
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作为一个地域和人口大国，当时的局面是共同语影响力相对有限，大部分人口以各自的方言为唯一交际语码，地区之间难以沟通，文盲率极高。对此，国家制定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围绕三大任务所实施的各项语文政策和措施，包括普遍性识字教育（扫盲），还有汉字简化、异体字整理、普通话审音、规范化词典的编纂等等语文工作，较快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为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4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状况，也带来了语文生活的新变化。巨量人口的跨地域流动使学习和使用普通话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电视等媒体的传播力远超原有媒体，普通话及各项语文标准获得空前普及。在此背景下，1985年，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建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随即于1986年初召开，语文工作的任务，转变为以语言文字标准化、规范化及稍后的信息化为重点。这些工作重点，对于普通话的进一步普及和提高，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对于新闻出版、教育、窗口行业等方面工作和服务水准的提高，对于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的语言文字应用和处理，对于汉语国际教育和传播，对于海内外华人之间的交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上述简史说明语文政策非常需要时间维度的差别化。
自1985年以来，又有30多年过去了，改革开放则已经迎来了40周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快速发展，语言文字工作面临新的形势，语言资源的保护工作摆到了议事日程，成为语文政策和语文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其社会背景如下。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人口出现经济驱动的多向流动，也加快了城市化步伐。这一进程区别于中国历史上缘于战争、灾荒、拓荒等的人口流动形式。在此进程中，普通话作为流动大潮中必要的交际工具甚至谋生工具，也作为流动目的地居民所需的交流工具，成为多数人口的普遍需求，普通话的普及，从政府的有意推广变成了人们的自觉追求。传媒的发达和社会的信息化，不但使流动人口需要以普通话获取生存发展所需的信息，也使各处本地居民需要以此获取信息。普通话普及率主要依靠自发的力量并借助传媒的帮助而迅速提升。据国家语委统计，到201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经达到73%，大城市普及率超过90%。有些农村地区则只有40%。考虑到中国老龄化程度，2017年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可以推算，很多城市地区的中青年和儿童普通话普及率应该已经接近百分之百，例如周元雅（2011）对无锡老城区的调查显示，“受调查的无锡市区15-35岁的青少年从小就习得了普通话，并且几乎都能熟练地使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交流。”就大部分城市地区而言，已经很少发生因为普通话不够普及而影响交流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偏远、多民族和贫困地区，普通话普及率还比较低。这种低普及率也成为劳动者走向市场、参与竞争、摆脱贫困的严重障碍。
当普通话在城镇地区的推广取得空前成果的同时，各地方言则在城镇地区以空前的强度和速度在消退，当然因地区而略有差别。这一消退表现出如下三点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
2017年，网上流传一组据说为大学生暑期调查实践的调查统计图表，显示若干城市不同年龄段使用方言者的比例。图表显示，在若干非官话区的城市，特别是吴语区的若干主要城市，6-20岁能熟练使用方言的人数比例低得可怜（以下百分号省略）：苏州2.2、宁波4.6、温州7.3、杭州9.2，百分比都是个位数，仅上海一地为22.4。其他被调查的非官话区，除了广州72.1一枝独秀，其他都不高：深圳23.1、南宁13、厦门19.3、福州13.4、南昌31.8。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这些城市中老年群体熟练使用方言的比例还相当高。如41-60岁中年的情况是：苏州81.5、宁波81.6、温州84.7、杭州85.1、上海84.2、广州81.2、深圳18.2、南宁49.1、厦门56.3、福州50.3、南昌76.9。61岁以上老人的情况是：苏州93、宁波89.9、温州92.6、杭州90、上海88.3、广州100、深圳20.6、南宁94.6、厦门78.2、福州83.9、南昌86.6。这一统计虽然出处不详，对照其他可信数据，其所录的比例数可能不太准确，但是它反映的青年少方言能力和方言使用的衰退速度则离事实不远。
据澎湃新闻社2018年1月25日报道，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在2016和2017年进行了两轮“上海社会认知调查”，每一轮都调查了1000个以上的样本，调查问卷中也包括上海话的调查模块。调查对象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调查显示，所有上海人中，表示自己会流利说上海话的百分比达到96；而能听懂但不会流利说上海话的上海人占3.3；真正不会说上海话乃至听不懂上海话的上海人，百分比在1以下。但是在低于25岁的样本中，只有70%的上海青年人能熟练说上海话，而不熟练的上升到了30%。在成年人总人口为96%熟练使用的情况下，中老年人肯定还高于这个比例，而到18-25这个年龄段，一下子降为70%，这已经是断崖式下跌。考虑到下跌正以加速度的方式在进行，那么到今天6-20岁的青少年年龄段熟练使用上海话的比例肯定又有显著的下降，即使没有低到22.4%。陆英（2009）的苏州话调查资料稍早一些，是2008-2009年间进行的2054名5-13岁苏州儿童的方言使用情况调查，但是也已经反映了断崖式衰退的速率。家庭中能熟练、较自然地使用方言的三代人百分比为：祖辈96、中间辈92.8、小孩辈为65.5。十年过去，这一数字肯定又低得多。
再看在各大非官话方言中比吴语更加强势的闽南话。据陈燕玲、林华东（2011）在2009年对闽台五地（厦门、泉州、漳州、潮汕、台湾）1965人的问卷调查，40岁以上熟练掌握闽南话的百分比是92.6，10以下（不含10岁）是54.8，10-19岁的是58.5。2009年的10岁以下，到现在正是6-20岁范围内的主体。从92.6到54.8也是断崖式下降的态势。再看陈燕玲、林华东（2013）于2010-2011年对泉州城乡中小学生使用方言情况所做的调查（共294人，城与乡、男与女、中学与小学都基本对等）。统计显示，日常交际中，城市生使用方言或方言多普通话少的百分比为24，使用普通话或普通话多方言少的为76。农村生这两项分别是58和42。再从年龄看，10-20岁城市生这两项分别是37和63，到10以下变为17和83，10-20岁农村生是79和21，到10岁以下变为37和63。从百分比看，使用方言按年龄递降的幅度非常显著，农村下降幅度尤大，从方言绝对优势陡降为普通话压倒优势。而城市10岁以下学生使用方言和方言多普通话少的百分比已经只有17，刨去方言多普通话少的人，日常说方言的只占6，到七年之后的今天，恐怕比例更小了。《钱江晚报》2015年9月15日提供了一个实例。杭州省府路小学的华汗青老师教一年级，一摸底，班上40个孩子，会说地道杭州话的只有一两个。她刚带完的一届30多个学生也只有3个会说杭州话，而且说得并不地道。而她三十年前刚工作时，一个班40个孩子，几乎没有不会说杭州话的。这是断崖式下降的实例。官话区方言也不容乐观，如有统计数据，武汉近70%的年轻人不会讲武汉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网2015.11.23明海英文《科学保护方言 留住声音中的乡愁》）。
从以上统计数据和实例看，上述无名氏的统计图，虽然具体数字似乎有所夸大，但是其反映的熟练掌握方言人数比例的断崖式下降趋势是客观存在的。按此速率变化，这些方言在有限年份内基本消亡的可能并非完全不存在。联合国濒危语言评估指标（见范俊军2006）将代际传承列为第一条，而一种语码掌握人数和使用人数的断崖式下降，昭示的是代际传承的脱节甚至断裂，是濒临危险的明确信号。
学校是推广普通话的前沿，城市公共场合是普通话通行之处，家庭是方言最后的领地。从陈燕玲、林华东（2011）调查的2009年闽南话情况看确实如此，如泉州一地：
其中在家与长辈交谈说方言的百分比为79，说普通话的只占13.3，两者都说的占7.7。其他四地闽南话百分比在这上下浮动。但是，到2010-2011年，单纯调查泉州中小学生，统计结果显示情况陡变（陈燕玲、林华东2013）：
城市学生与父母用方言交谈的百分比只有占45，已少于只用普通话的49。与祖父母交谈用方言的高于此数，但也低于所有成年人跟家长说话时的平均数。这一统计已经过去了7-8年，按此趋势，今天使用方言与父母交流的学生一定又显著下跌了。而与同龄人交谈——这是最反映说话人内心真实取舍的环境，因为彼此亲密而平等，不需要迁就对方——用方言的城市学生只有9%，两者兼用的也只有5%，86%的人都只用普通话交际了。试想当这一代人成为家长和社会主体时，还有方言的存活空间吗？
再来看看苏南吴语区的情况。据陆英（2009）的调查，苏州家庭三代人之间交流用语呈现如下格局：
从表中可见，祖辈和中间辈之间交流基本用苏州话，中间辈跟小孩辈用苏州话的方言交流骤降到65.9%，比他们与上辈交流用苏州话的比例下降近30个百分点。再看邻城无锡，据周元雅（2011）对老城区180名15-35岁无锡人的调查，在和父母交谈一项中，选择无锡话的有147人，选择普通话一项的有13人，其中11人是20岁以下的中学生，25-29岁之间的有2人。可以看出几乎全部20岁以上的人群和父母都选择使用无锡话来交谈，而20岁以下人群中，有37.9%的人使用普通话来和父母交流，用方言的人数下降得极快，从30-35岁的100%，骤降为62.1%。
以上数字凸显的，不是各年龄层在家庭中使用方言的总体比例，而是青少年相比上代人使用方言比例的下降速度。这些数字大都是10年前的数据，根据这种下降速率，今天的青少年在家庭中使用方言的比例肯定是进一步显著下降了。
仅仅使用方言并不能充分显示方言的生命力。表达能力是一种语码活力的重要体现。
语言或方言都是一个社会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正常情况下，都能充分表达说话人想要表达的语义内容，达成交际的目的。这样的语言或方言是完整的语码系统，具有足够的语言活力。目前的汉语方言，对很多年长母语人来说，仍是这样的语码系统，即使需要引进新的词语，也都可以用对应的方言语音说出。但是，目前很多人虽然自认为是方言掌握者，但是将方言主要限定在日常生活领域，即常规的衣食住行一类内容。上引澎湃社的报道提到“很多专业人士表示，上海话只适用于日常生活的交流，而不适用于专业讨论，上海话中缺少很多专业词汇，也确实很少在专业场合使用。很多上海籍学者在教学和学术讨论时，都立即切换成普通话。大家都表示用上海话进行学术交流，感觉会很奇怪。”实际上，不仅是专业词汇，社会上很多新生事物、新现象、新概念，都在看似方言使用的场合以普通话的读音夹杂其中，甚至连带所在句子都改用普通话表达。方言自古具有从共同语及其他方言吸收新词语的能力，需要的只是将共同语或其他方言的读音折合成对应的本方言读音。上海话缺少学术词汇、专业词汇乃至任何新词语，这个说法不是准确的表述。问题的实质是，很多方言母语人丧失了将共同语词汇与本方言词语建立语音对应关系的能力，丧失了将共同语句式折合成方言表达式的能力，已有词语和表达式构成了固化的词库和有限的结构形式库，失去了语言本该有的滋生能力。这样的语码已经背离了语言的能产性，注定会丧失前途。联合国濒危指标中的第4项是“语言使用域的走向”，分为“通用”“多数语域”“家庭和诸多功能”“有限”“非常有限”5等。再往下就是灭绝。现在上海话的情况，对大部分人来说，已经处在第4等“有限”和第5等“非常有限”。我的一位出版社朋友是地道的中年上海人，每次跟我说话或打电话都是用上海话的寒暄开始，但是一进入讨论工作事务，还不一定是学术问题，就立即换用普通话交谈。这正是语域“非常有限”的典型写照。上海话是吴语区内的强势方言，在其他吴语城市，方言的使用功能域可能更加受限。其他方言区也都不同程度存在上海话这类情况，甚至可能更加严重。因为方言的使用人口也是濒危指标中的一项。上海话毕竟在使用人口方面仍胜过很多地点方言。
从统计数据看，农村的方言使用率比城市要高。但是，不能高估农村在方言保护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的文化中心和优势方是城镇，汉语方言历来存在城市向集镇、集镇向农村的单向扩散模式。城市方言的生存危机，也必然向农村扩散。而且，农村的方言本身因人口少而比较弱小，不少农村还出现了空壳化现象，村中仅存留守老年和儿童，甚至出现了村庄数目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使方言在农村失去了依存和长期生存的基础。
以上所说的三项——有方言能力的人断崖式下降、家庭和私人环境的方言使用急速消退、方言社会功能域缩减为严重受限——任何单独一项都会对方言的持久生存构成严重而迫在眉睫的威胁。而现在是这三大现象并存，方言实际上大面积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我们这代人无所作为，很可能大量方言就在我们能观察到的时间跨度里或者说眼皮底下走向实际上的消亡。当前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记录保存式的保护，而是对方言活态的拯救。
自从提出语言资源保护概念，尤其是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后，如何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保护好方言文化，已经成为各地教育部门、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和语言学者及各界人士关注的课题。
在此背景下，大量保护方言文化的措施被提出和实施，除了将方言资源进行多媒体的典藏这一最大规模的语保工程外，还有：让方言知识走进课堂，编写方言教材和词典，进行方言比赛，开设报章方言专栏，举办方言培训班，增加方言电视节目，观赏或参与方言类文艺活动，等等。
所有这些活动，对于方言保护都有毋庸置疑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举措和活动均非治本之道。它们的共同特点，或者说弱点，是用对待一种外语的方式来对待方言，试图像教学外语那样来解决方言的传承问题。
但是，方言对于本地人来说，不是外语而是母语，不是第二语言而是第一语言。这里的根本区别在于，外语是需要专门的教学来习得的，是要通过人们有意识的努力来掌握的；母语是在语言交际的自然环境中自然而然、轻松愉快地掌握的，无需专业性教学，也无需特别的努力（参看刘丹青2015）。方言保护和传承的最关键因素，是要创造母语获得的条件，让儿童在正常的母语交际环境中轻松地掌握。这种环境，早期主要由父母为主的身边亲人或加上保姆等构成，稍晚还要加上同龄玩伴间的交际。到儿童踏进小学课堂之前，母语的基本内容已经在没有老师参与的情况下系统获得了。
方言能力和方言使用在青少年中的断崖式衰退，主要源于方言交流环境的缺乏。由于普通话社会功能的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包括上学之后必然以普通话为首要交际语言和唯一教学语言，使得很多家庭让孩子从小就生活在普通话的单语环境中，即使家庭成人成员之间用方言交谈，面对孩子也换用普通话，哪怕是家长或祖辈不标准的普通话；家长所教的第一批词语、第一批句子，都是按普通话发音的。有的家庭在孩子已经好几岁之后，才让孩子有机会学大人一样用方言说法，有的家庭永远不提供这种氛围，只要涉及孩子，一律使用普通话交流。这样，常见的情况之一是方言的非母语化，更差的情况则是方言像是一种略能听懂而不会说的外语，听懂只是因为在身边长期存在（限于成人们之间交流）。
逐渐走出家庭之后，方言的陌生化一般更为加剧，因为幼儿园通常提供更纯粹的普通话环境，有意或无意的方言交际都不被鼓励甚至被制止。很多人直到中学，才滋生一些学习方言的意愿，因为发现成人们之间至少有时候用方言交流，方言似乎成为成年与否的标记，这种感觉使得希望成人化的少年，尤其是男生，可能滋生使用方言的意愿，并付诸行动。周元雅（2011）对无锡青少年的调查也反映了这种心态。但是，由于学校对方言的禁止，以及随处可见的“说普通话，做文明人”一类宣传牌，将说方言与不文明行为直接挂钩，使青少年最重要的交流渠道——同龄人交流没有方言生存之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方言迅速走向衰落甚至衰亡是非常可能的。
无论家庭还是学校，进行普通话单言培养的初衷，都基于一个信念：说方言会干扰普通话的获得。但是，这个观念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实际上，拥有双语能力是世界上大部分人的常态。例如，根据Harris等（1992）世界上多数人生活在双语甚至多语环境中。而Marian and Shook（2012）《双语人的认知收益》一文，以心理学实验证明，双语双言甚至多语多言成长的环境，能培养出更有智力优势也更有交际能力优势的孩子，甚至在年老之后能延缓大脑衰老的时间。学者们已经观察到这种优势的具体的心理学机制和神经语言学机制。家长们，尤其是自己说方言的家长们剥夺孩子学习和使用方言的天然条件，是一种对孩子健康成长的不良干涉。我们应当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破除家长和教育者的这种认知误区，让孩子们回到由方言环绕的成长环境中。在当前普通话如此强势的环境中，家庭的方言小环境根本不会影响儿童普通话的习得。
当然，要深刻改变方言业已萎缩的格局和快速衰亡的趋势，仅仅依靠宣传、依靠家长的自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语文政策和措施滞后的一面，用好历史留给我们的可能并不很多的窗口时间，立即以语文政策的差别化来扭转语言保护的被动局面。
时间维度的差别化和空间维度的差别化，本质上是相通的。当各地语文生活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时，用不同时期的语文政策来应对这些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就自然会表现出空间维度的差别化。
目前，无差别的或差别化不够的语文政策对方言文化科学保护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
1）从幼儿园到大学，从课堂到课间课外，普通话成为唯一提倡的交流语码。亲人之外最重要的交际环境——同龄同伴之间，由普通话全覆盖，方言失去了家庭之外最重要的生长空间。校园环境仍有敌视方言的取向，诸如“说普通话，做文明人”这类昭示方言不文明的标语还无差别地存在于各地城乡校园里，给儿童幼小的心灵带去永久性的印记。
2）各地各种媒体始终将推广普通话作为唯一主旋律。对方言保护，只在文化保护的民间呼声层面有所反映。认为使用方言会影响通用语言推广的观念牢固占据大部分人包括很多决策者的头脑，关于双语双言社会和双语双言人的科学研究成果很少有传播的机会和渠道。关于方言的不科学观念是对方言不当限制的语文政策的思想根源。
3）即使在电视等媒体适当放开方言节目的情况下，仍然严格限制方言节目的功能域，助长方言沦为受限语码。对于最重要的媒体信息源，例如普通的新闻节目、时事评论节目、官民警民交流节目，都限制方言进入，甚至百货公司广播找人，针对不熟悉普通话的老年走失者，也坚决不允许方言播出（2018年5月郑州的事件，参看5月15日《大河报》），方言在媒体受到严重抑制，只能在部分城市出现在文化、曲艺、小品、地方掌故这类节目中，助长了方言只是闲来没事的赏玩对象的观念。而世界上没有任何语码可以仅为满足这类社会功能而长期活态存在。
以上几项，显然不是单纯儿童家长和学校教师所能解决的问题，与长期以来的无差别语文政策有关。而语文政策源于对国家法律的机械理解。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是指导我国社会语文生活的根本性法律，保障了通用语言文字的崇高法律地位。但是，通用语言的推广和使用并不以消灭方言为前提和目的。语文政策是为贯彻这一法律而制定的具体规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使用面临不同的社会环境。在普通话普及率很低、严重影响人民交际和国家发展时，必须将推广普通话放在最高位置，适当限制方言使用，尤其在教育、公务、主要媒体等领域。直到今天的中国，仍然有不少普通话推广的后进地区，我们还需要加紧推普，帮助当地人民通过普通话能力的提高共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但是，对于普通话普及已经超过90%、在青少年中已经基本100%的地区，在方言面临急剧衰落甚至消亡危险的严峻局面时，如果仍然严守早期的各种单一强调普通话、不顾甚至压抑方言生存空间的政策，就有认真检讨和调整的必要。
对方言保护治本的差别化语文政策，主要指在中东部经济社会发达或较发达、普通话普及率已经相当高的城镇地区，在以下方面做出关键性调整：
1）从幼儿园到大学，校园的课间课外都应提供方言交流的空间，去除暗示方言不文明的各种宣传标语口号。在继续提升普通话能力的前提下，对方言能力、外语能力的提升，也要采取积极鼓励的态度和措施，建设以通用语言文字为主导的健康有序的多语多言社会。
2）在保证媒体以普通话为主导的前提下，对方言节目的种类减少限制，允许刚才提到的普通新闻、时政访谈、官民警民交流和电视剧、故事片等节目有方言的版本。
3）设置更多方言服务项目，例如公交车和客运车辆的方言报站、车站问询处等处的方言服务。除了本地方言，有需求和条件的还可以包括重要的外来方言，如当地有影响的非本地权威方言或大规模移民原有方言。司法、医疗等领域也可以设置一些方言服务。
4）在教育、科研、媒体等领域鼓励对多语多言社会和多语多言人群的科学研究和客观报道，提倡社会对通用语言主导下的多语多言环境的宽松舆论氛围。
从以上所说的方言生存危机程度看，历史留给我们保护方言的窗口时间可能并不很多，语文政策的主管部门，应当认清危机，抓紧时间，不要错失历史时机。
语言资源保护工作，使我们想到了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写入宪法的基本国策，但是计划生育不等于一胎化。一胎化是特定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当形势变化之后，政策调整也是当然之事，只是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可能动作过慢，将特定生育政策和基本国策几乎视为等同，对民间和学界的长期呼声重视不够，动作迟缓。当计生部门终于同意逐步放开双独二胎，单独二胎，以及全面放开二胎后，每一次放开带来的生育率上升都远远低于预期，政策滞后造成很多被动，以致一些学者已经在呼吁引起争议的不生育罚款了。语文生活管理部门，也要注意汲取计生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要将特定时期很多限制方言的具体政策，等同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在面对方言断崖式衰落甚至有消亡危险的关键时刻，应当果断进行一些治本的政策调整，重在保护方言的活态，而不是仅仅出台一些表面热闹对改善现状益处不大的措施。希望中国流传千年、千姿百态的方言资源，不要在我们这代人的眼皮底下，在我们的不作为中快速走向大面积消亡。
陈燕玲 林华东 2011 闽南方言的现状与未来，《东南学术》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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